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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信心」 不容交易
為求援助而任人宰割的國家，在歐洲並不稀奇，不過塞浦路斯為了籌措不足的資金，將腦筋動到存款稅上，算是開了先例，反對的聲浪也果然如潮水般湧來；然而，大家都曰「不可」的常識，為何是塞浦路斯和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等三大機構的領導和專家們在談判桌上的共識，成為一項救急的配套措施？當然不會是如反對者想的「病急亂投醫」，只是這年頭什麼都能買賣，但民眾「信心」， 卻不容交易。
天縱英才式的領導者，無法學習和模仿，研究「領導」的心理學和管理學者，於是熱中於探討權力的來源。一九五九年法蘭奇（John R. P. French）和雷文（Bertram H. Raven）就在「社會權力的基礎」（The Base of Social Power）一文中提出五種權力基礎，包括獎賞權、懲罰權、法定權、專家權和參考權等，後來雷文於一九六五年再加上資訊權，但不管權力來源有多少種，這些權力要能發揮影響力，都必須追隨者或屬下相信領導者具有這些權力，所以二人所探討的，也是下屬所「知覺」的領導者的那些權力，換句話說，其實就是「信心」。
民眾知覺 非掌權者能掌控
「信心」，是政策能否順利推動的關鍵因素。為了鞏固大眾信心，美國聯準會（Fed）不間斷釋出維持低利率的決心，Fed副主席Janet L. Yellen今年三月四日在全美商業經濟學學會（ＮＡＢＥ）發表演說「貨幣政策的挑戰」（Challenges Confronting Monetary Policy）時，再為寬鬆政策辯護，並強調聯準會想傳遞給大眾的訊息，就是低利率將繼續維持至經濟復甦以後一段時間。
然而，民眾的知覺卻非掌權者所能掌控。美國的金融市場確實感受到了Fed的意圖，股市回到歷史高點；但大眾似乎反向理解Fed的政策。在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下，他們感受的是不知經濟伊於胡底的困境，所以還是不敢趁著低利率擴大消費和投資，因此失業率下降緩慢、經濟成長率僅微幅反彈。
建立信心難 信心消失在瞬間
領導者的下一步通常經過算計，想得比一般人還多。可以想像塞浦路斯和ＩＭＦ及歐盟、歐洲央行的領導者們，是依據專家報告，並經謹慎討論後決策。首先依數據判斷需籌一七○億歐元才能拯救塞浦路斯，接著依過去慣例和現實環境決定紓困和自籌的比例、金額，塞浦路斯此時並提出籌錢方案，經ＩＭＦ等認同，然後付諸實施。這樣理性的過程，為何會出現似乎不理性的手段？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們依環境決定目標後，太在意最後的結果，並依此反推應該執行的步驟。當然，手段，或許已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反彈、擠兌，也都是預料中的結果。
建立信心很難，信心消失卻在轉瞬間，所以敏感神經不容輕易挑撥。然而，走向破產的塞浦路斯別無選擇；對其他歐元區國家而言，不管是意在打擊塞國的洗錢組織或是要塞國負擔部分監管失能之責，重點仍在於開闢防火線，避免受到波及。
也許歐洲領導們已看到了未來塞國財政、金融危機解決後的美好遠景，但大眾的感受完全相反。被逼上梁山的塞浦路斯政府，在掠奪民眾存款，重挫民眾信心後，其他歐元國家存款人的信心，也將連帶受波及，對未來的任何風吹草動將更敏感，金融體系將更不穩定，成為長期隱憂。
人生中，有時會遇到困難的抉擇，二選一後就無退路，退回去後也經常人事已非。塞浦路斯面對的情況類似，存款稅提案一出，就已重挫民眾信心，因為它透露了二個重要訊息：塞國財政、經濟已幾無救藥、存款於塞國銀行沒有保障。
很多領導者以為自己可以掌控全局，但當情況改變時，問題就已經完全不同了。塞國的財政、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也像典型的經濟習題，救急的一七○億歐元，或許已分配了籌措來源，但民眾的信心改變了整個命題。目標函數或許一樣，但當限制條件改變，得到的已不是原來設算的那個最佳解了。（歐陽書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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