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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書劍
相對低薪是當前的社會現象，薪資不公平則是傳統現象。當公務員還是論資排輩，難以工作能力及份量決定薪資時，政府如何要求企業跨越階層限制，甚至加薪帶動成長，留給年輕人更大的表現空間？經濟不振是造成低薪現象的原因之一，但薪資問題超越經濟景氣的影響。
勞動市場或失業狀況一向是廣泛的社會議題，而低薪現象則很容易連結至經濟不振，再歸因至創新不足等競爭力困境；只是當經濟處於穩定成長期，而薪資卻仍停滯，就成為分配的問題了。若回到勞動市場的供需觀察，又有資訊不對稱等難題需要克服。
過去幾年經濟表現每況愈下，對平均薪資成長更有抑制作用，在人力和資本所得分配惡化的推波助瀾下，凍漲的薪資更成為普遍問題，不過，薪資和能力畫不上等號，同工不同酬的不一致現象，早就到處都存在。不論性別不公，也不必跨國比較，看看台北市及其他縣市的起薪或一般薪資水準就清楚，即使是一般服務業，同樣的工作內容，都有差別待遇，除了個人能力外，和物價水準有關，也受生活環境影響，甚至和人口結構都有關聯。
即使歐盟廿八國已形成單一市場，除了商品外，人員及資金都可以自由移動，但勞動市場的僵固性依然存在，薪水高低及所得不均的現象，在各國間的差異還是顯著，平均高低時薪差距可以接近廿倍。二○一○年丹麥時薪已達到廿五歐元，但保加利亞卻不到二歐元。從跨國及國內不同區域的薪資比較能夠發現，解決低薪問題遠比想像困難而複雜，不止是個別國家的經濟狀況。
目前年輕人不滿22K，研究人員、大學教授希望提高薪資，一般企業高階主管也抱怨薪資不如其他國家，對低薪的批評幾乎成為全民運動，不過，低薪的感受或相對剝奪感，並非來自單一成因。在勞動市場的需求面，隨著科技發展，勞動和機械設備、資本競逐，並非完全不可替代；而在人力相對充裕，但工作機會有限、生活成本不高的地方，也難以人為提高薪資。因此，低薪問題隨著區域和經濟發展也有不同。
從問題尋求答案，低薪現象不僅是經濟問題，周遭生活環境的改善、勞動資訊透明化，建立有利於人員移動的制度，都有助於薪資合理化。經濟政策及稅制改革等施政方向，也應尋求平衡點，即使在經濟低迷之時，也應從大眾的立場出發；有利於資本家的稅制，不必然能夠維持經濟長期穩定成長。突破困境，提振經濟景氣，把餅做大的同時，也要考慮分配的問題，否則還是會重蹈過去幾年薪資成長停滯的惡果。
除了經濟政策和稅改方向的重新思考外，把創新帶進產業，提高附加價值及競爭力，雖可以解決部份問題，但因薪資高低的感受是相對概念，技術進步和自由化後的低階製造業外移，僅能提高技術勞工的薪資，非技術性或低階勞力薪資成長，仍然要依賴經濟榮景的外溢效果或基本工資的提高，因此，政府政策要多管齊下，兼顧菁英和普羅大眾，揚棄過去的資源分配及產業發展模式。
薪資成長率低於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的不合理現象已經發酵，此刻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因起薪低、成長絕對金額也低，所受衝擊最大，而且三十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人數又最多、比例也最高，這是時機上的懷才不遇，但各年齡層相互影響，低薪已不僅是一個世代或某個區域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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