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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書劍
二○二二年物價上漲將近三％，創下十餘年新高，雞蛋、麵包等部分民生用品漲幅更加驚人，佐以高不可攀的房價，進一步推升社會新鮮人的被剝奪感。眾人皆說應改善，可是壓抑市場、限制價格的方法雖多，最無害的方式，還是從發展經濟、擴大規模中，拉升薪資水準。
從分配面來看，國內生產毛額（GDP）可以劃分為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生產及進口稅淨額等四部分。較長期觀察，受僱人員報酬所占比例雖有上下起伏，但有走低趨勢，一九九○年達五十一％，二○二一年已降至約四十三％，創下最低紀錄。
受僱人員分配的所得比例降低，與過去長期薪資成長停滯雖有關聯，但更受產業結構的演變影響。過去二十餘年來，我國資通訊產業發達，台積電等資本密集半導體大廠規模擴大，設備成本飆高、競爭力亦強，即使員工薪資高，固定資本消耗與營業盈餘遠高於人力費用，還是拉低了受僱人員報酬比例。
由此可再思考所得分配不均這一長期趨勢。一九九○年我國家庭所得的前二十％為最低二十％家庭所得的五．一八倍，但在二○二一年已提高至六．一五倍；然而，所得分配不均與受僱人員報酬比例的起伏並不相同，譬如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受僱人員分配到的GDP比例較高，但那是因為GDP的規模減小，企業的盈餘降低較多，並非個人所得的大增。
從主計總處的統計可以發現，我國所得最不均的兩年是二○○一年與二○○九年，高低家庭所得差距分別為六．三九與六．三四倍，而那二年的GDP都是負成長，且受僱人員報酬分配都相對較高。
因受僱人員薪資有高低之分，而一般所得來源又有來自財產所得者，在政府救市措施及企業經營常態下，低所得者在危機中通常受創更重，更易失業，且無資產挹注；同樣都是受僱人員，境遇因職位、薪資高低而有不同，也影響所得分配。
社會福利的移轉政策、產業發展的教育政策等，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要改善調查技術，瞭解社會實況，才不致加深不公平感，也才能推出合理的整體政策，而非僅頭痛醫頭，甚至頭痛醫腳，淪為應付了事。
所得分配與房價問題在物價急漲、經濟困境時，最易被凸顯，因為所得無法提高的基層民眾受創最重，生活可能難以為繼，最急需救援；然而，在一個自由發展的社會中，一定會發展出薪資、所得的差異，有第一名也會有最後一名，以及中間的分配，任何國家都有一定比例生活在貧窮線下的民眾。社會現狀不是突然發生，也不會立即消失。
要認清長期累積的病症沒有特效藥，也不是立即可以解決，才會願意思考有效、相對無害的處理方式；想要堆積木，必須每一塊都要放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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