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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WTO大使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現任大使羅昌發等人出版《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一書，解讀中國經濟、當前國際的政經對抗與競爭態勢，及未來的可能發展。（記者靳昌玲攝）
記者魏錫賓／專訪
中國與民主國家的必然衝突
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在2022年1月1日生效，美國總統拜登領頭成立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正如火如荼開展；在新一輪的美中競逐短兵相接時，曾任我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大使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現任大使羅昌發等人出版《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中國與民主國家間的終極經濟衝突）》一書，希望為台灣建立嶄新的國際戰略輪廓。他在接受專訪時稍觸該書內容，並進一步解讀中國經濟、當前國際的政經對抗與競爭態勢，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國際政經遊戲規則
朱敬一指出，國際政經遊戲的規則非常特殊。各國政治體系多元，而且互相包容，甚至到了彼此忍耐的程度，但國際經濟運作卻是一元，而且是有強制力的經濟體制。幾乎所有國家都參與的聯合國（UN)，是一個多元的國際政治組織，美國雖然討厭俄羅斯，一般政治面的歧見卻常要刻意忽略；可是有164個會員的WTO，有一套全部會員都須遵守的規則，還有仲裁、司法制度，有訴訟程序、上訴機構等，以一致的條件，在國際貿易上約束不公平的競爭。
列寧體制黨政先於經濟 與自由經濟體制必然衝突
他表示，過去美國人促使中國加入WTO，希望經濟運作能夠改變政治制度，後來發現行不通。因為在列寧體制之下，經濟運作反會受政治制度左右。中國因為政治需要而進行網路限制，既完全封鎖了部分網站，中國民眾也無法觸及那些網站提供的商業服務，於是就扭曲了電子商務的經濟運作。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鮮明例子，但足以顯示政治體制的不同如何造成經濟的衝突；當集權政治的網路封鎖限制了經濟運作，衝突必然會發生。這也是為何中國與美國帶頭的民主國家間之經濟衝突不僅無解，而且將綿綿無絕期。
民主與集權國家的競爭衝突還呈現在許多關鍵領域。朱敬一說，像政府補貼。民主國家主要補貼有3類，首先是純科學，第2類是產業應用尚不明顯的研究，但絕不會只讓特定企業受惠，第3是在育成階段、中小企業等。基本上，不會直接把錢送給大企業，但中國沒有限制，甚至更常直接補助華為等大公司，希望爭取某些科技應用領先的地位。
集權黨政貫穿經濟領域 新科技特性擴大不公平競爭
朱敬一指出，具體地講，民主國家要面對的不是惡性競爭，而是「不公平競爭」。民主國家體制內有制衡機制的設計，沒有辦法任意將預算全補助特定公司去商業化一項產品，可是中國可以。隨著科技發展，現在許多產業、企業有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現象，像Amazon愈來愈大，愈有能力聚客、發展新服務，將來就有可能更有競爭優勢；而若國家在5G技術領先， 6G也會占先機。即使美國現在推動「無限前沿法案」補助特定產業、企業，但就補貼來講，民主國家不是對手，因為終必受到制衡。雖瞭解錢必須儘快用在刀口上，但民主國家還是有很多限制、還是要招標。用錢若不受制衡，更有可能貪污舞弊亂花；用錢受制衡時，則一定會綁手綁腳，使效率某種程度地降低。
雖然瞭解不公平競爭愈來愈嚴重，但WTO無力、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朱敬一說，首先是因WTO為共識決，在1990年代網路經濟尚未普及時，就已擬定的貿易遊戲規則非常難以修改；另外就是貿易不公平的損失難以計算，譬如在台灣可以點入淘寶，但中國無法連上台灣的momo、Pchome等商業網站，而當我們向WTO申訴競爭不公平時，必須建立損失的數據，也就是若網站未被封鎖時，貿易量應該有多少，如此才能計算損失金額，可是因過去從未有過貿易量，法律上就沒有辦法提出損害賠償。
民主集權decoupling勢在必行 新雙軌世界要有想像力
在不公平競爭無適當解決方式，以及新科技形成的新競爭環境下，朱敬一認為，科技戰將更為激烈，而民主國家與中國的某種經濟「脫鉤」（decoupling），也是必然的趨勢。他指出，5G之後的6G應用低軌衛星，將更為精準定位、無死角，可以應用在無人機等武器、牽涉到國防，因此6G和相關產業一定會decoupling，雙邊都會各自發展。另外，大數據（big data）加上人工智慧（AI）若用於彼此對抗，也將變得可怕，可以做非常精準的假訊息投入，因此在國安考量下，也牽涉到decoupling的問題。
他簡單地做了說明。透過大數據可以收集某人的生活習慣及偏好，若在總統大選前一天，對一個愛狗的選民投遞某總統候選人用菸頭燙狗的深偽（Deepfake）假影片，候選人可能不知道這一假訊息，時間短暫也無法回應。很難估計這種效應與影響有多大，但美國總統大選，以及我們的選舉應該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朱敬一指出，若要因此禁掉某些軟體，其實就是把某一類的資料decoupling，不讓它傳輸，這很難想像會變成什麼樣子。過去大家只能看到針對某些產品提高關稅或不准買賣的貿易障礙，未來如果連訊息也切斷，那就是真正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了，這樣的狀況應該超出大多數人的想像。
有的人主張，若是有好的教育、民主穩固，就可以消化假的訊息。朱敬一不這麼認為。他表示，若虐狗影片在選前一天，時間根本不容許消化；然而，朱敬一也指出，我們是民主國家，也不能動不動就限制言論自由或訊息傳遞；美國在面對中國封鎖美國網站造成的電子商務貿易不公平時，也無法報復，因為美國不能禁止美國人上網、連入阿里巴巴網站購物。民主國家有很多高於經濟利益的價值信仰，因此有些競爭技倆就算做得到，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做，譬如利用童工降低成本等，所以解決的方法，必須要慢慢摸索。
集權本質不易改變 創新競爭結果等待翻牌
至於若科技、經濟進一步decoupling，那一陣營會成長更快？朱敬一說，「很難判斷」。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過去30年一度相當突出，但在大多數的閒置人力、物力資源都投入生產後，成長一定會慢下來，包括台灣在內都曾經歷這一階段，未來必須依賴創新驅動。創新需要兩種條件，一是要有狂野而不受拘束的思考、突破現狀的能力與勇氣，民主國家在這部分占盡優勢；然而，還需有實地測試（field test）的機會，中國可以要求蘇州全部使用華為的產品，先試點，但民主國家做不到。雙方各有一些有利於創新及應用的條件，很難預測創新驅動的發展在那一邊會比較快。
在集權國家，經濟受制於政治，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不會創造政治的民主化？朱敬一說，這算是民主化理論中的一種想法，但在中國的列寧體制之下，「大概是不可能改變」。他表示，民主化有一個關鍵的環節，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擴大，比如知識份子開始發聲、人權團體更加活躍、學生運動參與積極、企業對政府的不滿直接反應，使政府感受壓力、改變政策，這是民主化的過程。然而，在列寧體制之下，學校、社區、工廠、企業內部都有黨的組織，黨不只是政治，而是生活，滲透到每一個地方，使反對的聲音出不來。阿里巴巴只是提出一些意見刺激中共黨中央，馬雲就可以被消失，一點都沒有辦法撼動黨的權威；因此，經濟影響政治的那條路，也就完全被堵死了。列寧體制的關鍵就是它到處都在，以致非常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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