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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資料照，央行提供）
◎歐陽書劍
房價及股價在疫情後持續上揚，年輕人大嘆買不起房，資產不豐者更有相對被剝奪感；在危機中被壓至底部的低利率，被部分人視為有推波助瀾的強烈作用。雖然貧富間不易流動，逆轉其差距也相當困難，卻至少應先看清問題，才能找對戰犯與藥方。
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上週在中華民國住宅學會年會中，發表「央行在健全房市方案中扮演的角色」演講，除再闡明升降息決策需觀照整體經濟表現，不能只考慮房價，且「央行以總體審慎政策對抗金融循環，以貨幣政策專注於穩定通膨與產出，兩種政策分別針對各自的目標」、「高房價問題所涉成因複雜，須由相關政府部門共同因應」等主張外，也以部分篇幅探討財富不均的問題，看得出來相關爭議，也已進入央行掃描財經大事的雷達中。
楊金龍認為，貨幣政策透過不同傳遞管道產生的分配效果不同，寬鬆政策「可能有利於以營業所得與資本所得為主的富裕家庭；但也可能藉激勵經濟、減緩經濟衰退對低所得勞工的衝擊，降低所得不均」，另外，家庭資產負債結構的差異，亦會使貨幣政策有不同影響，且「一般認為，一九八○年代以來，許多國家國內不均持續加劇，大抵係因技術進步、全球化等結構性因素所致」。
貨幣寬鬆政策支撐經濟，藉由資金的釋出激勵消費、投資，難以避免地會帶動資產價格上揚；因每個人持有的資產種類、數量不同，受益程度自然有異，經常也更有利於高資產、高所得者。不過，即使政府不改變貨幣與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行各業成長步伐均不相同，均衡結構會一直重新調整；貧富間的差距，都要再一次計算。
以此次疫情為例，遠距生活造就科技業、半導體榮景，但人與人接觸的部分服務業，則見嚴重衰退。貧富不均不僅發生在資本家、受薪階級之間，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受僱人，所得也甚有差異；海運公司員工可領高達四十個月的年終獎金，但餐廳、健身等行業還在奮力求生，對比就相當強烈。
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在二○一二年針對所得與產業結構所提的研究報告，就曾指出「受僱者薪資差異擴大」及「產業人才需求差異增加，薪資高低落差更為明顯」，都是影響所得分配的重要原因，目前看來，這些因素改變不多，高所得者、高資產者總是在所得重分配中，占盡優勢。
貨幣政策與貧富不均當然有關，且央行可藉提升金融包容性、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等，協助減緩不均；然而，就如楊金龍所提，「財政政策、結構性政策及審慎政策等，可能更直接、適當且有效」。我們可清楚地說，在降低貧富差距的目標上，各部會都須擴大核心職責之外的努力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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