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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表示，北京當局雖然改變了多年的「重投資輕消費」理念，但其經濟決策像坐「碰碰車」，刺激政策很難有效拉動消費。（美聯社資料照）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中國經濟陷入通縮風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將「提振消費」列為今年9大經濟任務之首，中國發改委和財政部今年開始宣布擴大「以舊換新」計畫以刺激消費。但澳洲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表示，北京當局雖然改變了多年的「重投資輕消費」理念，但其經濟決策像坐「碰碰車」，刺激政策很難有效拉動消費。
史鶴齡表示，從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至今，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幾乎都會提到提振消費，但實際上的政策著力點始終圍繞著重投資輕消費的理念，但最近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提振消費列為任務之首，顯示政策重心開始轉移，而這和中國目前的經濟情勢有關。
他指出，中國經濟先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資，但因美國關稅等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出口陷入危機。此外，中國公共投資的邊際效益驟減，再加上政府債台高築，靠公共投資拉動經濟之路也走到盡頭，「經濟三駕馬車」當中的兩駕熄火，消費成了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
事實上，消費不足的問題在中國存在多年。目前中國家庭消費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38%，而已開發國家通常在60%到70%。自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情勢的惡化，消費降級的趨勢也愈發明顯，中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一直提醒中國政府更重視消費，尤其要改變過度投資擠壓消費的情況，但始終未能獲得北京當局的正面回應。
史鶴凌認為，北京當局對於消費一直陷在某種迷思當中，特別是習近平，一談到消費的時候，好像以為是純粹的吃喝，純粹浪費掉，所以他把重心都放在生產上。至於中國為何無法擺脫這種迷思，有學者認為，這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本質上是一種計劃經濟的迷思，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權政府而言，生產比消費更可控，政府似乎比人民更知道錢該花在什麼地方。
史鶴凌指出，計畫經濟的幽靈一直在中國的上空，在美國，真正引導整個產業發展的，比方說IT產業的發展也好，生技的發展也好，實際上並不是在國家指導之下的發展，而是人力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自然會提出這樣的需求和供給。
史鶴凌還認為，中國老百姓消費能力不足，主要因為中國缺乏完善的醫療和養老制度，導致一般家庭因對未來的不安全感而大量儲蓄，房地產價格下降進一步打擊了中國家庭的消費意願；更重要的是，中國老百姓手中的錢確實不多，中國民眾人均可支配所得戰GDP約48%，而在美國約為80%，歐洲國家平均在75%到78%左右。
中國民眾可支配所得不高的另一原因在於，北京當局並不願意「藏富於民」。史鶴凌說：「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推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之下，國家領導人實際上是想盡辦法，防止這種真正的中產階級的產生。」
北京當局自去年9月底以來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將貨幣政策由「穩健」改為「適度寬鬆」，今年又推動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兩新政策）。對此，史鶴凌指出，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未必能起到積極作用，因為目前在中國經濟體系當中流通的貨幣量已是GDP的3倍了，但這些錢都在銀行裡空轉，也就是說，銀行體系裡面有很多錢，卻貸不出去，因老百姓消費能力不足、出口遇到障礙、對中國前景感到悲觀，這3大因素導致企業就算貸款成本下降，也沒有貸款的慾望，而這些在銀行裡空轉的錢甚至會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隱憂。
史鶴凌說：「如果中國民眾對未來的看法有變化的時候，這些在銀行系統或經濟體系裡面的錢，立刻會變成通膨的來源。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講，中國經濟現在陷入在通縮和通膨兩頭跑的困境。」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去年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減2.3%，已是連續第27個月下降，但北京當局先前一直否認通緊的存在，直到最近才把刺激消費列為重中之重，大力強調通縮的風險，這種政策一夕之間大轉彎，讓外界聯想到中國政府的武肺防疫政策，從3年嚴密封控到突然放開的失控。
史鶴凌表示：「中國的經濟決策過程有點撞大運的感覺，因為最高領導人的一念之差，可能會使得中國的整個經濟政策來個180度的轉彎。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經濟政策的發布不是一個非常平穩的、連續性的過程，而是像碰碰車那樣，碰到哪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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