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
●歐陽書劍
地方選舉月底即將投票，不管是烏俄戰爭或美國對中國的半導體禁令等重大事件，似乎都不是左右選票流向的主要因素；進入肉搏戰後，只見層出不窮的近身攻擊話題等著發酵。在國際情勢變動、兩岸關係複雜化的情況下，即使不思索大政治關係，選民仍不應忽視地方首長對經濟的影響。
國家經濟、金融、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部會決定，多數大型建設也都由中央推動；然而，地方政府雖非重要政策的決策主角，在行政區域的範圍內，仍負責許多自治事項，尤其是直轄市管理的政事更是五花八門。捷運建設的發動、都市計畫、市地重劃、地方所負責部分工業區的開發，以及其他諸如大巨蛋的重要建設等，都屬地方政府的權責，大者包括基礎建設的發動與配合，較小者則有地方公有財產的開發與租用等，與地方產業發展均是息息相關。
若以總預算規模論，中央政府明年度高達二兆七千餘億元，超過國內生產毛額的十％；不過，地方政府總預算合計也有一兆多元，並非無足輕重，若再加上各類特種基金，總額更高。地方政府的預算規模雖不及中央，但其運用的效率與流向更直接關係著地方福祉；軟體或硬體建設的選擇，譬如用於修建道路、放煙火、興建運動中心或中小學生的不同免費福利或補助，甚至是出國獎學金的提供或對個別社團的補助等，不僅受益者有別，對社會的貢獻或經濟效果，也都有明顯的差異。
從主計總處的統計還可以發現，不管是營利事業營業家數、銷售額的成長，或是公司登記與商業登記新設家數等與經濟成長密切相關的數據，在同一段期間的各縣市間都有明確差異，若搭配時間序列的表現分析，同一縣市在不同的首長主政下，表現也甚有起伏。首長的領導力與縣市的個別條件、當時的外在環境，應都會影響到地方經濟的榮枯。
經濟表現影響大選的研究不少，民選首長如何影響經濟的研究則相對不多，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布蘭德（Alan S. Blinder）與華生（Mark W. Watson）在2015年發表了「總統與美國經濟」的計量研究文章，檢視了1949年之後至歐巴馬第一任止共十位美國總統合計十六屆任期的經濟表現。論文雖發現民主黨總統任內相對較佳；不過，他們認為很難只將經濟表現歸功於民主黨執政時有更好的政策。油價、韓戰、國際經濟的成長，以及生產力提升等，能夠解釋兩黨經濟成長率差距的大半原因，其中主要還是外在因素。
地方首長對總體經濟影響力相對更小，但在地方範圍內的資源分配上，主導力無人能及，若再考慮與中央的配合意願與能力，及其對重大建設態度，地方選民期待現代縣市首長所要具備的條件，應遠勝於傳統父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