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新社資料照。
◎歐陽書劍
企業經營成之者眾，成果不能由一人獨得，但經濟分配容易惹議，有人認定的公平是基於理念，甚至要求物質所得生而平等，有人認為應與生產力接軌，貢獻多少就拿多少。最低工資的設定，反映的不僅是勞資對立的壓力，也是現實與理想的妥協。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即將於星期五召開，勞工期待甚深，但資方意見不一；獲利創新高的大電子廠受影響有限，可是受疫情重創的部分服務業，還在尋找存活的空間。兩極現象就如同在亮麗的經濟成長率下，卻必須祭出有千萬人受惠的紓困措施；看似矛盾，然而又是現狀。
基本工資雖有多重意義，但是由最低工資數字的設定，凸顯了政府與相關團體對勞工的態度。國際勞工組織（ILO）出版過「最低工資政策指引」，提出設定最低工資的目的在於保護勞工免於過度低薪的剝削，以確保經濟進步的果實，能公正、公平的分配給受僱者，這同時也是克服貧窮與所得不均政策的一環。
二○一六年以來，我國每月基本工資已調整過五次，約增加了二十％，從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分配面觀察，近幾年受僱人員報酬分配的比例已有增加，而企業營業盈餘所占比例也在下降；其間關係雖不明確，可是受僱人員的薪資確在提高。二○一九年GDP除生產及進口稅淨額占了五．五％、固定資本消耗約為十六％外，分配給受僱人員超過四十六％，創下十一年新高，而營業盈餘約三十二．三％，則是七年最低。
受僱者分享更多經濟成長果實的趨勢依舊，可是受僱人員所分配的報酬增加或調高基本工資，都不一定會縮小所得差距。依戶數所得分配比資料，我國可支配所得最高的二十％與最低二十％家庭在二○二○年的所得差距達六．一三倍，為八年來最高。
個人間的所得不均，主要來自二部分，分別為薪資與財產收益的差異。若不論財產的不同，即使勞工平均薪資所得提高，但因高低階、不同產業受僱人員的薪水波動激烈，仍會使所得不均擴大，譬如金融機構或科技大廠高階主管年薪輕易破千萬元，但基層勞工月薪二萬多元者所在多有。
根據ILO的調查，最低工資有單一最低工資及多元最低工資制度，台灣採用單一最低工資制，美國不同州的最低工資不同、法國依職業而設定不同的最低工資、印度最低工資因產業而有差別。現實中採用多元最低工資是計入成本及生產力的差異，也承認最低工資對所得不均的改善有限。
最低工資的設定具有保護最低所得者的效果，但是在新冠病毒改變了生活型態後，各種需求激烈振盪，擴大了產業間的差異，如果發現單一工資無法滿足不同產業的要求，或許可以開始想一些更有創造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