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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建議，先找幾個國立大學如台成清交與幾個辦學正經的私校，先來試行教育鬆綁。（資料照）
■黃榮村
大約25年前的台灣教改與35年前的日本教改，皆以鬆綁（解除管制）、教育自由中立與現代化為主軸，顯見在面臨轉型的現代化社會中，鬆綁是一定要走的道路。台灣很多法令沒有與時俱進，當時代已經變了、基本精神調整了，社會應該符應國際潮流做轉型之時，法令就應配合修改。如制定了強調教育中立與學力採認的教育基本法，以及通過共同必修課程與軍訓室之訂定及設置為大學自治事項的釋憲案之後，相關的管制法令即應大幅縮減或廢除；在科技基本法通過後，即應大幅鬆綁配合制定更有彈性的專利授權，以及技術作價與產學合作方式。但恐龍系統在面對這類關鍵事務時，經常延遲改革，甚至抗拒改革，造成國家社會治理效能的嚴重妨害。
恐龍系統阻礙 延遲改革妨害效能
有些法令則是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事項，不能隨便鬆綁，但在緊急狀況下若不排除適用，將嚴重影響問題的解決，因此不得已而為之。如在921震災與八八水災的重建過程中，921在救災時有緊急命令，921與八八重建時都有暫行或特別條例，目的都是在排除既有法令之限制，讓土地徵用、預算籌措、財務融資與補貼、採購報銷、產權處理與各項重建上，得以不受既有法令框架限制，這些措施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但當救災與重建告一段落後，就應該要回歸正常與平時狀態，因為站在社會衡平性與人民基本權利考量上，不能再繼續下去之故。
鬆綁是為轉型 危機中凝聚向心力
因此鬆綁背後是有一些要件的，不只涉及效能與社會轉型問題，也有涉及人民基本權益與社會責任問題。如台灣的稅收占GDP比例在國際比較上偏低很多，但受薪階級與正規經營的企業負擔仍重，這中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問題，那些應該鬆綁、那些是應該綁而沒綁的，地下經濟與資本利得的問題如何從國際比較上予以有效處理，這些事項若不釐清，並重新規劃，則將難以負擔越來越多的社會福利措施，也無助於企產業經營效能之提升以及社會之有效轉型。試論幾個面向如右。
綜合來看，為鬆綁而鬆綁並非深思熟慮的治國方針，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熱情、效能、與在危機中凝聚向心力，鬆綁的設計與主張應朝這方面進行。鬆綁是為了轉型，而不是為了輕鬆，也不是因此而得以不負責任，若有這種認識，鬆綁就是國家之福。
1 教育中的機構與心理鬆綁
以前台灣在討論教育鬆綁時，就對鬆綁一詞做了複雜的說文解字 : 徹底鬆掉、鬆了再綁、鬆鬆的綁，其實鬆綁只有一個意思，就是解除管制。至於是否在鬆綁之後要重新規範，這正如革命或社會大改革之後，需不需要重建社會秩序的問題一樣，有些是改了就改了、刪了就刪了，有些則是必須要有替代方案，否則寸步難行。
機構與機制鬆綁是改革台灣教育的一個重點，以前教育法令數千條層層綑綁，因為是將教育當為精神國防，而且要履現當時困難時代中的公平與正義原則。但是現在精神國防一說已不合時宜，公平正義原則已不再是過去的狹義想法，新時代有新詮釋與新作法，過去的各項法令與政策限制，當然要因時制宜解除管制。
教育鬆綁先從高教機構作起
教育鬆綁的分寸在那裡？如學費與退休年齡之鬆綁，有的涉及人民就學權利、機構與個人應該如何擔負公共責任、年輕人進入教育職場的壁壘等問題。過去是只要討論到這些問題，就難以鬆綁，始終找不到一個進步的作法，應可先從高教機構分類分級開始，找幾個出口。如國立大學法人化，與兩廳院行政法人化碰到的問題很類似，希望能經由法人化被鬆綁，但又希望維持原來的補助與福利，因此除非有更大的國家目標，也容許法外處理，否則將又是口水政策。台灣在公私立大學之經營上，希望國立大學法人化但又不撥轉校地，讓其自主處理校產與校務基金；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還堅持過去社會主義式的私校法，希望私立大學具有公共性，卻又任由很多私校走上不符私校法精神的投資辦學（而非捐資興學）之路。這些都是主管機關在理念與實踐上不一致，以致一事難成的心結，若不關注該鬆或是該綁，則永無解決之一天。也許可先找幾個國立大學如台成清交與幾個辦學正經的私校，先來試行突破。
文憑主義是最需要心理鬆綁
最近幾年來，台灣的教育朝向社會主義式思想復甦，有左派思想不是壞事，但若真要如此做，則需有社會主義式措施，應要加稅與政府大幅接管或重新做有限經費之優先性配置，才能找到出路。至於社會與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文憑與名校主義，則是最需要心理鬆綁之處，但也最難做到。社會傳統價值單元對下一代的鬆綁，勢在必行，因為下一代面對的是未來更具變化性的戰爭，面對的是他們同期人的競爭，而非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
2 配合國家地位的鬆綁
在國家發展初期仍有企圖心時，有理想有目標，雖然沉重，但充滿幹勁，講求基本價值，但在逐漸被功利價值取代後，追逐個人利益或集體的表面指標，成為圭臬。有人開始主張缺乏思想、沒有節制的心靈鬆綁，從減輕壓力、小確幸、給國民無補大局的小恩惠，一步步走入沒有光的所在，一直到不能忍受挫折、沒有熱情與沒有目標。假如不好好兼顧與調整，國力因之逐步下滑，大家都要負起歷史責任。
不同世代應負不同集體責任
John Adams（亞當斯，1735-1826，繼華盛頓之後擔任美國總統）曾經說過，他必須要研究政治與戰爭，兒輩應該去研究數學、哲學、地理、自然史、造船、航海、商業與農業，以使孫輩可以去研究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刻、織物與陶瓷。這是國家存亡（政治與戰爭）、教育與學術（基礎設施）、多元創造（文化與產出）的三部曲。在存亡的危機中建立一個國家時，不同世代應負擔不同的集體責任，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多元創造的成果，美國就是循著這種階段性軌道發展出來的。台灣也應該思考自己的國家定位，與國民一起尋找合適的行為。
小確幸概念是轉移困窘話術
在悶經濟悶未來之下，好像外面與內心都被綁住，每個人都想鬆綁，小確幸的概念因運而生，但這是艱困時代下可怕的鬆綁，也是發展困窘下一種轉移焦點的話術。馬克思說「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裏的同情心，是沒有靈魂的處境裏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的本意是說造成人民悲慘處境的原因，來自上層的政治經濟結構，唯有改變它才不會讓人民繼續嘆息。從這個觀點來看，居上位者應當促成上層結構之改變，以救民於倒懸，豈可鼓吹小確幸這種概念，好像在向人民推銷吃鴉片一樣。
3 政治與政黨情結的鬆綁
省籍區分、藍綠分群、統獨信念這三種強度越來越強的對抗項目，透過歷史進程與社會融合，省籍區分已是消失的概念，藍綠分群在解嚴後30來年已增加了不少流動性，第三力量也逐步興起。但統獨信念之對抗卻有提升之勢，不符歷史自然演進之過程，顯見有中國的壓逼與台灣內部之對抗所致，若不鬆綁或自我限制，則會滲透到諸多公共領域，形成負面力量，如歷史課綱之編定、社會共識之達成、國際事務之處理、兩岸民間與科教文交流、兩岸投資與貿易等項，皆受波及；連政治與文官領域用人，亦因此而有小圈圈與領域排斥，造成治國效能無法提升。
歷史課綱應該拋開意識形態
如何讓意識形態走入黃昏？如追求轉型正義，目的是為了國家未來的更好發展，應先放下政黨意識形態，歷史課綱是為了編寫更均衡更好的教科書，而非為了服務任何特定史觀，但現在每個人好像都被困住了，以前是被KMT長期綑綁，現在也覺得被DPP綁住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鬆綁的跡象。
鬆綁是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
鬆綁真正重要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國家競爭力與創意之提升，但創意來自社會中的容忍多元與尊重，台灣社會常為了鬆綁而經常怒目以向。如台灣在後解嚴社會中，除了參考德國處理東德那一套作法之外，也要多參考甘地、馬丁路德與曼德拉如何在憤怒及報復心之下，處理轉型正義、負責任與寬恕問題時，所採取的各種前瞻性而非僅是回溯性的思想與作法（參考芝加哥大學教授Martha Nussbaum寫的「憤怒與寬恕」，2017年商周出版），台灣在這方面要學的地方還很多。
（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生醫所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曾任行政院921重建會執行長、教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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