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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武漢男子帶著口罩站在一條河旁。（美聯社）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南華早報政論家張林（Zhang Lin，音譯）指出，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暴露中國管治系統及其經濟成長模式的根本缺陷—權力、資訊與資源過度集中在國家手中。
他撰文說，鑑於中國政經演變方式，中國難以放鬆對權力的控制，以回應諸如武漢肺炎等黑天鵝事件。最可能的結果可能是北京繼續強化中央控制，反過來這對中國未來的威脅將更甚於病毒本身。
中國傾向強化中央集權，以解決因過度掌控所導致的問題。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常態」概念，將中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與經濟成長分開，從而降低地方當局執行改革的壓力。為了達成經濟高度成長，地方政府必須開放市場力量，允許民營部門蓬勃發展，然而無此壓力，他們沒有動機進行必要的政經自由化，來吸引民間投資人。
結果，中央政府越來越依賴國營企業以及國家資金，以維持社會穩定、執行環境改善，而民營經濟越來越被邊緣化，地方自主性也被削弱。當越來越多中國富人與城市中產階級競相將資金移往海外，因而使中國蒙受龐大資金外流局面之際，許多中國民營企業負責人注意到，他們在「國家掌握一切」的系統中不受歡迎。同時，這也使境內的民間投資卻步。
眼見經濟持續放緩與失業等社會問題擴大，中央政府則回應以強化集權程度與管控效率。2016年其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家資金接管民企開了一扇門。中國的增值稅改革與金融去槓桿也大幅削減地方政府的財政與金融自主性。
中央政府過度掌控導致經濟表現疲弱，但北京提高控制作為回應。美中貿易戰進一步促使北京維持國家領導的政治與經濟體系，而非加以改革。而在如此日益集權的系統中，決策權力集中在最高層，而資訊則透過不同層級的政府過濾。若最高層偏好穩定，該系統則自動的壓抑並篩選掉恐引發異議的訊息，而這是直接導致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
在執行層面上，中國系統的效能顯而易見—它可以在幾天內建好一座大型醫院、沒有事先通知，就將人口多過倫敦或紐約的城市封閉，但該系統不民主、不科學以及決策過程不透明得根本缺失也表露無遺。
然而，中國當局昧於中國經濟迥異於17年前的事實，2003年當SARS疫情爆發時，中國正整合進入世界，其國營經濟也逐漸解散，但現在中國逐步自外於世界而民營經濟節節退讓。
武漢疫情的爆發消解了中國模式許多光環—強大的中國製造系統無法生產足夠的醫療設備、長期低通膨的消費物資，價格一夕暴漲，政府無孔不入的管治無法控制原本可以避免的疫情。不過北京幾乎不可能權力下放，而這將使中國的經濟進一步朝蕭條邊緣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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